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许多东西都被打上农耕文明的烙印，度量衡也不例外。 

　　度量、丈量、衡量的“量”字，读音与“粮、粱”相同，意味着用粮食作为比量、度量、丈量、衡量的一种标准。据记载，古代规定以十粒黄粱，即黄米并排的宽度为一寸。黄米是古代最好的细粮，当然这是指中华文明中心所在的中原一带的情况。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石磨，还不能把麦子磨成面粉，而黄米容易舂去粗糙外皮，蒸熟后口感爽滑，清香诱人，自然而然成为当时最上等的细粮。黄米颗粒大小匀称，用作长度的度量标准非常合适，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很容易找到，当人们需要的时候，随手即得。从这些特点来看，所谓规定十粒米并排宽度为一寸的说法，绝非是当时的当权者的凭空想象，而是早已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作法，只是当时的政府把这一作法用文字记录下来，规范化、固定化为法令而已。 

　　再看另外两个单位的称呼，一个是表示长度的“厘”，一个是表示距离的“里”，读音都与米粒的“粒”字相同。大概是说它们都是一个像米粒一样不能再分的基本单位。需要说明的是，“里”用来表示较远的距离，虽然可以再分为若干步，但在实际应用时，人们很少说一地到另一地的较远的距离是多少里再加多少步，从古至今都是如此。那样显得很繁琐，太学究气了一些。生活嘛，原本以方便为准，不宜像科学研究那样精细，过细的生活方式就把人变成了生活的奴隶。所以，人们说到远距离时，只讲里，而不分步。雄才大略，生活才有乐趣。 

　　在“斤两的十六进制”一贴中，行不择路曾认为重量的基本单位――两，也是以黄米为标准制定的，即一个成年人一口所能容纳的黄米为一两重。在那一贴中，行不择路还在疑问，为什么“两”这个单位读做“两”，而不读成其它音呢？最早这样做的人有理由用别的什么读音称呼“两”这个重量单位。当我们把“两”字与“粮、粱”的读音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发现，它们的读音也是相同的，这意味着，“两”是用粮进行的一次衡量，也即量，是再次称量其它东西的标准。顺便说一句，古代的称量用具是类似现今天平的一种秤，两边衡杆等长，各挂一个称盘，共二个称盘，因而，“两”也表示“二个”的二之意。 

　　在“两”这个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还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古人“以身作则”的方法。“则”也是标准的意思，《诗经》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柯是斧柄，伐取一个斧柄，粗细长短不能随意，总要有所要求，用什么做样子（标准）呢？照着伐木用的斧头的斧柄砍就行了！所以，“以身作则”最初的意思是用自己身体作为度量标准，后来才引伸为“身体力行作榜样”的意思。用口容粮食制定“两”这个重量单位的方法，就体现了“以身作则”的原则。 

　　以身作则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一指深、一把粗、齐腰深、一眼望不到边等。用做度量的单位中也有不少带有以身作则的影子。“丈”字形是一个人张开双臂伸直比量长度的形状，而且直接读作“张”，意思就是张开双臂的长度。现代人把距离也视作长度，但在古代，两者可能有所区别。因为古人说到距离时，很少用尺、丈等长度单位，远距离用“里”，近距离用“步”。成年人的一步直接被用做了最基本的距离单位，即“步”，因为距离就是人要走过的，是步伐迈出来的。 

　　与距离相似，古时候，高度和深度，即上下纵向的度量与长度也有所区别。因为，古代文献经常用“仞”字表示高度或深度，“一片孤城万仞山”就是一例。“仞”字读作“刃”，不是单体字，而是由义符（形符）“人”和音符“刃”组合构成的合体字。为什么用“人”字作义符呢？想一想，至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说“这棵树五人高”、“那个池子中的水有一人多深”，我们就会明白，“仞”实际就是一人高或深（总之是上下纵向之度）的意思。用“刃”字作音符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应该用“人”字作音符，但这样组成的是“从”字，已经另有其义。如果只用义符“人”表示上下高深，又会导致人们乍看之下不明其意，毕竟“人”字有很多意义和用法，很容易引起混乱。聪明的古人就找了一个与“人”字读音相同又很简单的“刃”字作音符，与义符“人”组合构成“仞”字，表示一人高或深。 

　　市制长度单位――“尺”很有意思。从字形上看，该字从古到今基本保持不变，很像叉开手掌用拇指和中指比量长短时的侧视图，也即一��，实际上，古时候的一尺也大致上就是一��的长度。按理说，“尺”这个长度单位应该读作“��”或其它方言中表示“一��”的读音，行不择路不知道“��”在不同方言中是否还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尺却有悖常理地被读成了“尺”，与“吃”字的读音相同，奇怪吗？并不奇怪。前面说到，一寸是十粒米并排的宽度，十寸为一尺，一尺是一百粒米并排的宽度。一百粒米是一个什么概念、有多少呢？我们数上一百粒米放在口中试一下就会明白，它够得上吃一口了，至今人们仍然用“一口东西”表示很少但不能忽视的数量。所以，“尺”就是够吃一口的米粒（百十粒的样子）并排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