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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水都江堰的由来

“砍杩槎――放水――

随着主祭官的一声号令,“咚、咚、咚”三声礼炮,身强力壮的堰工奋力砍断阻断内江和杩槎上的绳索。河滩上人群用力拉绳,杩槎便解体倒下,江水即刻就奔流而出。堰工们一边吼着开水号子,一边手执竹竿向水头打几下,告诉水头:不要打坏良田,不要冲毁桥堰,安流顺轨,为民造福。

从清明节砍断杩槎,流淌的第一滴水开始,都江堰之水一路浩荡奔流,浇灌着两岸农田,丰腴着沿江水草,滋润着干渴的牛羊,泽被着逐水而居的人民。

有了都江堰的灌溉,民不聊生的岷江两岸才生起了丰腴的炊烟;有了都江堰的灌溉,绵延6300公里的长江文化才更加辉煌灿烂;有了都江堰的灌溉,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才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说,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

而之所以要拜水都江堰,就是因为都江堰灌溉了中国。

此处的“灌溉”不仅是指江水对大地的浇灌,对万物的滋润,而更为广泛的含义是一条河流所产生与繁衍的文明对这片流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浸润和泽被。因为岷江流经过都江堰之后,一江碧水就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是自然之河,它灌溉农事,泽被大地。一条是文化之河,它积淀历史,涵养文化,滋润巴蜀文明。

同时,要重申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是都江堰市区域内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它是一个系统水利工程,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这三大工程只不过是它的渠首工程,是它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如果用占地面积来比较的话,它占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面积不到万分之一(当然渠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的)。都江堰除了渠首工程之外,还有内江总干渠、江安河、杨柳河、牧马山灌渠、走马河、徐堰河、清水河、沱江河、府河、东风渠总干渠、毗河、柏条河、蒲阳河、青白江、人民渠、黑石河、沙沟河、三合堰、西河、通济堰等19条渠系, 37条干渠、总长达3550公里的分干渠60条;还有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支渠272条,总长达362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至万亩的斗渠2848条,总长达1184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以下的农渠34868条,总长23172公里……涉及幅员面积达21700平方公里。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渗透着都江堰的水系。因此,文中论述时将反复提到的不仅是都江堰,还有四川,我们是把都江堰放大到四川这样一个地域范围内来谈论的,因为在四川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都江堰的恩惠,何况,整个“天府之国”都是由都江堰所造就的。

一、  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正流,而长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但是随着河姆渡、三星堆、金沙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长江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而以都江堰为中心的江源文明则是长江文明的源头。

在明以前,岷江一直被作为长江的源头与正流,号称“大江”。

明崇祯十二年(1640),明代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弄清了岷江以西还有雅砻江和金沙江比岷江更长,写成《溯江纪源考》和《盘江考》,详细论证长江和盘江的水源,认定金沙江为长江的源头。 

从地理学意义上说,金沙江是长江之源无可非议。

但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岷江才是长江之源,岷江位于长江上游,岷江是蜀中人民的母亲河,生命线,江水冲击形成了成都平原,孕育了蜀中文明,又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国“。北方的草原文化沿江而下,南方的荆楚文化溯江而上,在都江堰产生了融汇和碰撞,加之这里丰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积淀和频繁的人文活动形成了岷江流域文明――“江源文明“,而以都江堰为中心的都江流域文明则是江源文明的灵魂之所在。江源文明为蜀人最早开发的文化,创造了独有的治水方式、体系、体念和理论,形成了“上善若水”,尊重自然的精神,开创的“东别为沱”经验贯穿古今。

江源文明成为蜀国早期城市文明的摇篮,古代蜀国依靠这一文化,创造了辉煌的长江上游文明,使成都成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都江堰的水文化、水文明不仅仅是世界水利史上的明珠,劳动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具有孕育和发展文明的深厚意义,清流千里的都江堰不仅是成都城市发展的摇篮,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而且还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原动力。渠首工程之后的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呈扇形向东展开,就形成了今天以成都为代表的锦江文明。因此,以都江堰水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江源文明”对西蜀文明、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谈到都江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时,它认为:“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这是对都江堰非常精到而准确的评价。

缺少了都江堰这个长江文明的原动力,江源文明和长江文明不可能有今天这样辉煌灿烂,中华文明也会缺乏长江文明的重要支撑而因之黯然失色。

二、  都江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夏商周等名义上的统一,但却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和国家,真正的统一国家,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基础,他创立的许多制度,在几千年中,仍然为后人所沿用。秦朝之所以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这里面还有都江堰的汗马功劳。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等伐蜀,浩荡的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将巴国与蜀国纳入了秦的版图。于是,秦国把以楚国为主要对象的统一全国的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战争需要储备大量的物资作保障,为此,非常重视生产的丞相范睢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人们对地理知识尚不能完全认识的时代,岷江一直作为长江大主流,楚国位于长江中游,因此位于长江上游的蜀自然成为秦国的战略后方。范睢将发展蜀郡的经济提上了重要日程,于是,他向秦昭王推荐了聪明正直、德才兼备的李冰,接替张若为蜀郡太守。

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秦昭王的一纸任命改写了那个时代的格局,改写了那个时代乃至当代蜀地人民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下了一道任命李冰担任蜀郡守的诏书,一个关心民众的官员有了一份实现自己理想与抱负的权力,对李冰、对国家、对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幸运与幸福。

公元前274年,李冰开始着手修建都江堰。他率领数以万计的民工前后用了18年时间,到公元前256年,完成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后的15年间,凭借它的滋润与灌溉,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四川迅速成为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建成一方面除了引水灌溉农田,更重要的是为了行舟,当时的川西水路航运已经可以直达长江中下游的江陵。李冰还开凿了第一口盐井,四川的盐业迅速崛起,其它以铁为主的冶金业,用于建筑的丹砂业也迅猛发展,从公元前230年开始,有10万秦国人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袤的平原,囤积的粮食使蜀郡成为当时秦国最大的粮仓。四川的粮食、盐、铁及其它丰富的物质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秦国的国都咸阳,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此外,四川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还可以不断地输出军士和民工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秦国因为有了蜀郡这样一个富庶的战略后方,国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国疆土上最强大的王国。秦王政六年(前241),秦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赵、楚、魏、燕、韩五国进行了生死决战,凭借四川坚实的后备,秦大获全胜。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予之地为黔中郡”,并在两年后统一了全国。秦国正是因为有了四川作政治与经济的后盾,所以在七国之战中才能“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自公元前476年进入战国时期起,各诸侯国经过250多年的纷争,终于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王朝。战争结束时,骄傲的君臣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蜀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蜀郡的后援,真正的幕后英雄,正是那一座雄踞江源的都江堰。

秦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法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在经济上秦始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以秦国的圆形方孔钱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了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秦统一南方和东南,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实现了民族融合。在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秦始皇不仅修通了道路,还开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空前辽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广大地区内居住着各族人民,由于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并解除了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的统一就成为了一种传统。

秦统一中国的意义非常深远,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继此之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的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

而秦统一中国的莫大荣耀与水利工程都江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没有都江堰造就的天府之国,秦就没有坚实的后备,秦灭六国的时间至少要延迟近百年,这将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

三、都江堰是创立道教的物质温床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本土文化之集大成者,被推为中国国教。对于道教文化,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砥是道教”,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贡献最大的是道教”。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科技、文学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和重要意义。而道教的产生与都江堰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

公元前256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几十年后,造就了殷实富饶的天府之国。公元143年,109岁的张陵来到青城山。在这之前,张陵曾漫游天下名山,寻找创建道教的基地,并先后在天目山讲授老子,在北邙山隐居修道,在云锦山炼外丹黄白术,但他最终将创建道教的基地选择在了青城山。

张陵之所以选择在四川创建道教,除了青城山风景秀丽,是上古神仙眼中的洞天福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四川已经是,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因为入教者必须交纳五斗米,时称“五斗米教”。当时四川以外的很多地方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不要说交五斗米,很多人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又哪里有物质(五斗米)与精神(思想基础)来入教?而对当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四川人民来说,很容易接受,于是入教者蜂拥而来。张陵后来又建立了以巴蜀为中心的二十四治,标志着道教创教的成功,被称为天师道。

以后,其它地方才相继创立了道教的其它派别。中国道教在东汉时太平道因“黄巾起义”失败受到严重打击转入传教低潮,干家道和李家道都是家庭道,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都很小,只有张陵在青城山创建的天师道自创教以来道脉不断,影响及东南亚和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中国传统宗教。

中国道教创建后,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的深远影响涉及政治、哲学、科技、文化和民俗。道教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就是都江堰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哲学、科技、文化和民俗的灌溉。

1、对政治的影响,从张陵之孙张鲁开始,道教就开始推行政教合一,张鲁曾据汉中三十年之久。魏晋时期,从民间方士到豪门士大夫谈玄论道的风气日趋盛行。南北朝时期,道教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将人间封建等级制度移植于幻想的神仙世界,开始用道教神权来加强封建政权的统治。隋唐时代,道教一跃成为中国国教,举国上下莫不以尊道而自豪,时人李白、孙思邈、陆羽、杜光庭等皆是名闻天下的有道之士,连唐太宗都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不仅如此,道教在唐代还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宋代道教大昌其道,连曾经香火鼎盛的佛教都受到了排挤。元代开国大帝忽必烈十分尊崇道教,使得道教在元代兴盛之极。明清之后道教才开始有了式微之相。

2、对哲学的影响:道和道教的精神与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观念发生过并一直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学说在我国文化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道教推崇的道教经典《老子》、《老子指归》、《老子想尔著》等书文约义赡,言辞隽永,是不朽的哲理专著,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光辉巨著。道教思想追求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万物为师”、“和谐相处”等至今仍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哲学思想。 

3、对中国科技的影响。道教科技是道教文化中最珍贵的内容,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科技有过重大贡献,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鸿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根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所谓道教科技是指道教学者的科学思想及其科技成就,包括某些同道教神仙方术揉和在一起的有科学技术价值的内容。其范围甚广,涉及文理工农医等等多种学科,其中,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化学和冶金学有重要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妙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气功学等多项领域有卓著成绩。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食疗等在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成分。道教在天文、地理、博物、本草、矿物、铸造等多种领域都有突出贡献。道教的美容术、测绘学、武术、兵法等学科都有很丰富的科学成就。

4、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教在它漫长的1800多年历史中,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建筑中的宫观,雕塑中的石刻造像和石窟艺术,美术中的《八十七神仙图》、《朝元仙杖图》、《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书法中的王曦之作品、灵飞经册,音乐中的珍品《流水》、洞经音乐、纳西古乐,文学中的青词、游仙诗、志怪小说、传奇、散文、戏曲、道教诗等无不深受道教的影响,中国艺术史的经典之作几乎都与道教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受着或深或浅的影响。

道教之所以能如此直接地灌溉中国,如此深远地影响中国,莫不与为道教提供创教土壤的都江堰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四、都江堰是领导河工技术的灵魂

都江堰不仅在政治与文明上灌溉了都江堰,它的治水精义与工程技术在科技上同样灌溉了中国。早在汉代,都江堰特有的竹笼装石筑堰法已经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发生特大水灾――决口,据记载,河水泛滥成灾,涉及4郡32县,淹没、冲毁农田居地15万顷,房屋4万所,最深处水达3丈。这次水灾逼得负责治水平患的御史大夫尹忠治水无力而自尽。

而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迅猛的水灾居然被一个来自四川资阳,叫王延世的河堤使者给解决了。他用的方法很简单,以竹笼长4丈,大9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他仅用了36天时间,就修复了黄河决口的河堤。高兴不已的汉成帝不仅提拔王延世为光禄大夫,而且,还将复堤之年(公元前28年)改为河平元年。

其实,王延世治理黄河所用之法,就是秦代在修建都江堰时发明的河工技术。而王延世正是因为熟悉都江堰工,亲自观摩了李冰用“破竹为笼,以石实中,累而壅水”之法在都江堰之西南25里处修建的楗尾堰后,才毛遂自荐出任河堤使者,把这种方法带到了黄河流域的治理之中。

今天,都江堰的工程技术依然运用于黄河的北展的改造和济南堰的建设。其引水闸的选择运用了“宝瓶口”的经验;其泥沙处理借鉴了都江堰的溢流飞沙、凤栖窝沉沙等办法;灌溉总渠与泄洪道的设置运用了都江堰密如蛛网的排灌系统;为确保黄河的防洪安全和安排好展区群众生活而专门设计的中堤岛是都江堰分水点的应用与扩大,它也将济南堰分为内、外两河。济南堰利用都江堰的治水理念与工程技术,巧妙地解决了济南防洪、城乡供水、引黄保泉和城市景观问题,正确处理了黄河现阶段的泥沙问题。

岂止竹笼曾经治理于黄河,都江堰的其它治水经验如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八字格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乘势利导,因时制宜” 和“杩槎”、“干砌卵石”、“羊圈”等独特的工程技术都曾被广泛运用于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防洪抢险之中,同样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都江堰的水虽然不能灌溉黄河、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两岸的土地,但是它的治水经验与河工技术却已默默地延伸到了中华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江堰用它独有的科技灌溉着华夏大地。

五、都江堰为中国提供了大饥荒与大战乱时的避难所

都江堰(和都江堰所造就的四川)对中国的灌溉还体现在中国出现大饥荒时与大战乱时的庇护与濡养。因此,余秋雨才会说:“有了它(都江堰),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自汉始,因为都江堰的灌溉与滋润,富庶的天府之国就曾多次赈济了全国性灾荒。仅汉代就有三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刘邦接下秦国的烂摊子之后,战火并未马上熄灭,诸侯并起,人民因失去田地而导致产生大饥荒,人与人之间相食,全国死者过半,刘邦于是下令人民“卖子就食蜀汉”。紧接着汉武帝时山东又遇上河水泛滥成灾,导致“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最后不得不“下巴蜀粟赈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水潦移于江南”,人民再次陷入罕见的大饥荒中,这次又是四川出来解了围,“下巴蜀之粟致涪陵”。

唐代自开国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因此有“依剑蜀为根本”之说。公元618年,高祖李渊缔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关中饥饿的人们入蜀,度过饥荒。618年,李袭誉从四川运米到长安,充实京师。620年,窦轨率领精悍的川军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领川军顺岷江而下,直捣江陵。在这个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由强由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途中,都江堰与四川对它的支撑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唐德宗、唐僖宗都曾把四川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和复兴地。而且,唐玄宗和唐德宗均利用四川的财富重新收复了长安。

纵观中国近两千年历史,这样的庇护与濡养从没有间断过。

到了20世纪初,四川对多灾多难的中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1935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前,坚定地说:“只要能够坚守四川,守住西南,哪怕丢失了关内的15个省,也一样能够打败日本。”四川因此而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有数据显示,仅1941年-1945年,国民政府在四川征谷8228・6万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四川一个省就负担了30%以上。另一方面,且不说修公路,修机场、运送各种物质,征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民工。单是八年抗战中,前后应征参军的就有300万人以上,达到了平均每13个人中就有一人入伍。

四川在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避难所。张大千曾经在都江堰寓居了四年,董寿平在都江堰寓居了九年,南怀瑾、钱穆、冯友兰、袁焕仙等在都江堰寓居了四年,于右任、林森、黄炎培、黄宾虹、冯玉祥、老舍、关山月、叶圣陶、张恨水、曹禹、臧克家、绿原、陈白尘、熊佛西、吴祖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来到都江堰,来到四川,将这里作为他们最后的文化土壤。与此同时,国内的大批名校相继迁川,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上海光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南京陆军大学、中央工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等48所国内重要大学纷纷迁到四川,在这里摆下了最后的课桌,四川成为当时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同时迁入的还有工厂600余家。

抗战胜利后,《新晚报》曾经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文章写到:“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中,四川不仅成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而四川的富庶与稳定又是都江堰所赋予的。因此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陪同下参观都江堰时,他激动地说“都江堰是中国的骄傲,它为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起了支持性的作用。”

六、都江堰造就了统率全国的文化精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都江堰对四川的滋润与泽被,在每个时代都孕育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人物,他们走出了四川,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他们不仅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国,也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推陈出新,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而且这群精英人物之中又涌现出了很多震惊海内,啸傲时空的文化巨人,引领了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化潮流和社会时尚。

他们其中包括:西汉时期的文坛领袖司马相如,大儒、经学家严君平,语言学家、辞赋家扬雄,《三国志》作者陈寿,《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唐代诗歌革新的棋手,“唐代诗祖”陈子昂,诗仙李白,禅门领袖――马祖道一,“花间派”领袖韦庄,大型宫词的开拓者花蕊夫人,苏州园林的修建者、北宋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苏舜钦,诗、词、赋、文、书、画皆为一代宗师的苏轼,“湖州竹派”的创始人文同,朱熹之后杰出的理学大师魏了翁,明代文坛领袖杨升庵,清代大才子李调元,近代大书法家,著名学者谢无量,“世界第一大画师”张大千,中国著名戏剧家、诗人、书法家、金石家、历史学家、文物学家郭沫若;以一部《南行记》开创中国游记文学风气的世界流浪文豪艾芜;以《在其香居的茶馆里》等作品改写中国乡村文学史的沙汀;以《死水微澜》影响中国大众文学写作的著名作家、被誉为“中国的左拉”的李�氯耍灰浴都摇贰洞骸贰肚铩坊竦贸绺呱�誉,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巴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只手攻打孔家店”的吴虞;最早向国内传播西洋音乐知识的著名音乐家王光祈;民国以来中国第一词人乔大壮;少年中国学会的倡导者,著名科学家周太玄,厚黑学传人李宗吾等。

这些喝着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文化精英,这些吃着都江堰水浇灌而成的粮食长大的艺坛巨擘,都江堰之水化作了他们胸中的才气与豪情,化作了他们笔下的神韵与风采。他们无不以他们优秀的作品和伟大的人格影响了中国,灌溉了中国。

七、都江堰领导了中国潮流

自古至今,都江堰所灌溉的四川一直领导着全国的潮流。仅仅以20世纪为例,在20世纪涌起的留学潮、出川抗战潮、打工巢等各种热潮中,四川人总是走在最前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四川诗人吴虞打出了第一拳。

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960名会员,四川籍有127人。

辛亥革命前夜,是四川的保路运动点燃了导火索。

1901年,四川率先在全国掀起了“留日潮”,这些学生中许多人都成了后来影响中国的重要人物。他们有:被誉为“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开国元勋吴玉章,著名民主人士张澜,著名文学家郭沫若,著名画家张大千,著名经济学家戴季陶等。

1919年到1921年,四川又率先在全国掀起了“留法潮”,3年时间内公有留法生511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些学生中涌现出了后来影响中国的重要人物。他们有:开国元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外交部长陈毅、十大元帅之一聂荣臻,革命烈士赵世炎,著名将领刘伯坚,中国文坛泰斗巴金等等。

与此同时,四川学子又率先在全国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他们中同样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如留学美国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都江堰至今还有一所“晏阳初工程学校”,留学德国的开国元勋朱德,著名音乐家王光祈等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川人挺身而出,在全国率先掀起了“抗战潮”。8月7日,成都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呼吁立即发动全民抗旱守土卫国。据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共征集出川兵源和后勤劳力270万人。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轰轰烈烈诗歌大潮是四川人率先掀起的。以“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为代表的四川诗歌领导着中国的新诗潮,成都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中心。

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四川率先在全国掀起“打工潮”,“百万川军大出川”的滚滚洪流迅速淹没了四川以外的其它城市,他们席卷东西南北中的气势把全国人民都震住了。其后,全国各地的打工潮迅速掀起。

同时,四川率先又在全国掀起了“足球潮”,“雄起”的呼声响彻了中国足坛。中国足球在四川球迷的呐喊声中走向了“球市”的巨大辉煌。

之所以四川能领导中国潮流,主要来源于都江堰多情的灌溉。因为有了这些灌溉、滋润和泽被,四川才有了人民安宁富足的生活基础,才有了丰厚凝重的文化根基,才有了敢为人先的革命土壤。

 

王国平(1976―  )  当代著名青年诗人。四川江油人,先后做过钳工、铣工、清洗工、描图员、电视台和报社记者。作品曾获第六届金芙蓉文学奖,首届四川天府文学奖单篇作品奖。著有《古堰青山夕照明》、《从历史的细节进入都江堰》、《千秋一堰》等。2002年参加四川省首届文学新苗座谈会,现供职于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部,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微篇文学学会副会长、《玉垒》文艺丛刊责任编辑。

 

 

 

解读都江堰

冯广宏

 

全球知识界恐怕有一大半人知道,中国的四川有个都江堰,它已经两千多岁,仍然活得很好。金字塔虽然古老,但只能供人们凭吊,观赏;而都江堰却还在运行,在生产。2001年,联合国正式将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说老实话,都江堰枢纽在景观方面,并没有多少独特。如果没有那道安澜索桥,加上二王庙、伏龙观的话,真还有点枯燥乏味。但是,只要想到那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两千多年前创建的老水利工程,却又不全是老古董,相反正在欢蹦乱跳地创造效益,便会生出探索它那文化内涵的渴望。

都江堰的文化内涵,像是一片原始森林。初看,它很平常,也就是些高高矮矮的树,一层连着一层;可是再往里走,清、奇、幽、趣,令人目不暇接。都江堰就是这样,又平常,又神秘。

在那片森林里探寻,无异在探寻中华本土的哲学与科学。那是道地的中国式工程,是土生土长的华夏学术孕育出的花和果,是炎黄子孙的骄傲。�ゴ颖砻嫔峡矗�都江堰枢纽比起现代任何一项同级的工程,显得更加粗糙――没有高大雄伟的混凝土坝,没有美妙华丽的灯柱平台,没有电子设备操纵下的各种先进设施……甚至有点土里土气。如果把那些枢纽工程估一个价,也许比全国或全世界许多工程低若干倍。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变卖,可以说是不值几文钱!��

让时光倒转几十年,那时的枢纽,全是些木桩、竹笼、堆石、杩槎构筑起来的。所谓竹笼,就是用粗竹篾编成的空圆筒,多数有10米长,0��6米直径,从它身上那些10厘米大小的孔洞,塞进许多江边拣来的大块卵石,塞得很满很满;再像搭积木似的堆成一些分水堤、拦水坝、导水埂……许多圆筒状的竹笼,搭接堆砌,再用竹篾编好的绳索紧紧捆住,什么样的水工建筑都能构建出来。��

竹笼工程能分水,能挡水,但也漏水;只能算是一种半透水的构筑物。虽然它也在拦截水流,阻挡着水的脚步;却不与水为敌,承受的水压力很小――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塞满卵石的竹笼,能够挡水、壅水、分水、导水、挑流……能起到与圬工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大体相同的作用――尽管它本身不值几文钱。

专门拦水的杩槎,那就更加土气了――它是用三根杉木或杂木制成的三足架,顶部用竹绳捆紧,三脚分开。一连串三足架腿挨着腿,排成一行,站在江水里,被竹绳绑着,拉着,稳稳的立着。迎水的一面,横七竖八钉起一根根木条,木条外边铺上一层竹篱笆。本来,江水正自由自在地往前流淌,现在遇到了一层阻力,并不算大,江水也不介意。接着,人们在篱笆外边又铺上一层粗竹席;然后慢慢地再铺上一层细竹席;这时江水向前流淌的脚步渐渐放慢下来,它越来越走不动,于是使劲推那些三足架。人们连忙在架子里边压上许多装有大卵石的竹篮,增加重量;还在背后打上木撑子;江水便休想把三足架推倒。最后,为了彻底拦断江流,还得挑起一担担泥土,沿着细竹席的外边倒进水里,让泥土封住竹席上的细孔。这时江水只好停下脚步,被人们和和气气地、慢条斯理地、按步就班地拦住,失去了原来的威势。��

像杩槎这套把戏,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过就是在暴脾气的江水面前得寸进尺。这,也就是“道”。所付出的代价当然不高,用的都是岷江边上盛产的竹木,还有些不值钱的泥石。挡水任务完成之后,只须用绳索一拉,一连串的三足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倒下来,任江水冲往下游。木头们飘在水上,依旧被人捞上岸来,晒干来年再用。至于那些篱笆和席子,多多少少也能捞回一些,晒干了当柴烧。材料本就不贵,何况浪费更少――真是合算到顶!��

就靠这种又土气、又简易的构筑,居然造出大名鼎鼎的都江堰!按现代人的眼光,也许不登大雅之堂,何况确实卖不出什么好价钱。��

如果世间事物都得用金钱去衡量,那么,都江堰枢纽那套东西,只好评为劣等。��

实际上,都江堰自有它的含金量。这种含金量在于:单靠这种廉价的、简易的构筑,居然产生出巨大又巨大的经济效益,创造出丰富又丰富的物质财富,把古老的成都平原变成“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都江堰引来的浩浩岷流,抗住了旱魔,滋润着禾稼,画出了稻麦油油的西川百里图。人们用水来灌溉、通航、漂木、发电、去污……服务于大众。那些千支万脉的人工河渠里,高悬起征帆,美化着环境,净化了心灵。��

能够用最小最小的代价,换取大得多大得多的收益,又何乐而不为?这就是多少带点土气的都江堰,昭示给人们的一切。��

纯粹是民族的思路,传统的哲理。不讲包装,不尚外表,欣赏被褐怀玉,鄙视买椟还珠!�ハ执�人被商品化的“文化表现”冲昏了头脑,弄花了双眼。常常受外包装的欺骗,以为只要裹上绫罗绸缎,绣花枕头里的枯草也会变成鲜花――这不,都江堰给您上了一课。

 

冯广宏  (1931―  )  当代著名水利学家、学者。江苏南京人,曾供职于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所。著有《岷江志》、《沱江志》、《都江堰史研究》、《巴山蜀水》、《府南史话》等。现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四川省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楹联学会会长。

 

清明时节都江水

 

聂作平

 

 

光阴以更替的四季暗自提醒人类:你的生命在流失,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成为历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古典中国最具物候变化的事情;只是,今天的都市人类已经很少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感同身受了。

每年四月,春天像个最守时的英国绅士,准点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布谷声中,细雨如筛,北京城里一个叫丰泽园的地方,有一块一亩三分的沃土,名曰御耕田。顾名思议,那是供皇帝耕种的土地。当春天来时,皇帝便脱下龙袍,在一帮王公大臣的陪同下,来到春暖花开的御耕田,亲自下田扶梨,吆喝着牛儿在地里来回走上三圈。皇帝耕田,显然不是为了真的要从土里刨食,而是一种象征和仪式。同一天举行的仪式还有皇帝向先农�D�D即最早教民务民的炎帝亲自致祭。这些象征和仪式旨在表明,中国乃是一个重农的国度,在这个信奉无粮不稳的社会里,上自天潢贵胄,下到野老村夫,都对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业葆有一份敬畏和感激。

和北京城里皇帝御耕相映成趣的,是远在四川都江堰的清明放水。它们如同一篇精彩而短小的骈文的两个段落,彼此呼应而又各具精彩。关于都江堰,先贤与今人的赞美可谓汗牛充栋,套用一句话,那就是说不尽的都江堰。对于这座世界水利史上人与自然契合得最完美的奇迹之作,任何赞美都是不过份的。我的敌人余秋雨先生曾经在他那篇《都江堰》中说过,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此说影响甚大,可惜并非余先生原创,而是赵朴初的观点。于我,我想说的是,2000多年前,当埃及人在尼罗河上修建庞大的灌溉系统时,与埃及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也在修建一座注定要载入人类文明史的水利工程。弹指一挥间,2000多年过去了,古埃及的灌溉系统已随法老时代的文治武功飞灰烟灭,而东方的都江堰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先秦到当代,它从未间断地灌溉着成都平原。水旱从人,良田万顷,2000多载的岁月中,都江堰滋养的这方厚重土地,从来都是五谷丰登、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是和一个叫李冰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就像水和清澈、灌溉和丰收、锋利和刀刃那样密不可分。李冰,这个率领上万子民苦战多年方才建成都江堰的汉子,他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了2000多载,但就被其泽被的数以亿计的后人而言,他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而清明放水节,庶几就是对这位天才水利专家的最直接和最生动的缅怀与抚慰。

查资料可知,放水节缘于都江堰的岁修。每年冬天水枯之时,有关部门便召集人夫,用竹制的杩槎装上石头投入激流阻隔江水,滚滚岷江为此悉数从外江或内江流过,然后再在渐次现出河床的围堰内清除沉积的沙石,并加固河堤。这就是2000多载都江堰史上持之以恒的岁修。正是岁修的准时进行,才使得这座古堰以2000岁的高龄而依旧生意盎然。�D�D可以断言,如果人类不为了某些短期利益而对都江堰妄自改造,而是遵循李冰先生深淘滩,低作堰的东方水利哲学,那么再过2000年,当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早就不复存在,都江堰仍旧会一如既往的清流滚滚。冬日进行的岁修断续进行到春天,清明前后,那些阻挡江水的杩槎就该拆除了,来自雪域高原的清流再次注入业已修整完备的内江,这时节的成都平原像一张等待痛饮的大嘴,它等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年都有春天,每年都有一次激动人心的放水,大约在十世纪的北宋时期,年年皆有的放水终于演变成一个庄严的节日:清明放水节。

饮水思源是我们的祖先一再提倡和赞美的美好品质,一饮一啄,尚要心怀感激,何况是古堰之水养育了2000多载呢?因此,李冰,这位古堰之父就成为放水节无可置辩的NO1。在中国,清明本身就是一个追怀逝者的节日,而选在这一天举行放水节,便具有了两种意义,第一,它让我们饮水思源,记住一位叫李冰的先秦时代的古人,他有可能操一口我们现在几乎听不懂的古代口音,但有一点他和我们一样:他渴望幸福并为这份渴望双手劳动;第二,在祖先的脚步消失的地方,我们的脚步在延续,正如多年以后,在我们的脚步消失的地方,后人的脚步必将延续我们一样。无论李冰还是我们,都是人类这个生生不息的漫长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缺少任何一环,历史就将不再完整。

历代的清明放水节都有一整套繁杂的仪式,仿佛只有这样的仪式,才能与清明节的肃穆和庄重相匹配,才能寄托后人那滔滔如江水的景仰与追思。到了当代,与其说清明放水节是一套仪式,不如说是一场借李冰之名而行旅游之实的娱乐狂欢。毕竟,祖先的历史对当代大多数人来说过于沉重和复杂,他们不一定有兴趣去仔细揣摩或抚摸,但由这沉重和复杂衍生出的怀古和热闹,则吸引了海内外旅游者的目光。

清明时节的江水还带着刺骨的寒意,两岸的树木都迫不及待地翠了,绿了,当都江堰之水从密如蛛网的干流和支流注入成都平原的广袤原野,成都平原的春天终于有了沉甸甸的重量。

 

聂作平(1969―  )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被誉为才华横溢的四川“文坛怪才”。四川富顺人。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工厂、报社、杂志社打工,以文字煮酒、烹茶、维持生计。著有《审判余秋雨》、《自由落体》、《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房龙图话》、《画说西藏――抚摸隐秘岁月》、《男和女我和你》等。作品曾获第三届星星诗歌大奖赛最高奖、王森杯作品奖等多项奖励。现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兰界》杂志总编辑。

 

文字为手写稿件

 

 

 

马及时(1946― ) 当代著名诗人、儿童文学作家。笔名小非,灌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石羊镇)人。先后作过木工、泥工、搬运工、工会干部和报刊编辑。作品曾获四川省第三届儿童文学作品奖、第二届金芙蓉文学奖等。著有《树杈上的月亮》、《泥土与爱情》、《小精灵拼音童话》(四册)、《割肉》、《最后一片落叶》、《艺术家的梦》等。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江堰》编辑部编辑、都江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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